寒冷的冬夜

那年月交通还不发达，坐火车从衡阳到冷水江必须在株洲转车。

父亲这辈子独自在外的日子似乎很长很长，十二岁起就离开家乡祁东来到衡阳求学，因闹学潮被开除学籍，只得买个同姓人的高中毕业证冒名报考艺术学院，专攻编导，去了外地。那年月，毕业等于失业，读完书又回到衡阳，与曾经同学的母亲结了婚。后来遇上了闹学潮的领导人刘国安叔叔（时任中共衡阳工委书记），于是，父亲在他的安排下回到家乡，参与建立地下交通站。1949年衡阳解放，父亲又一次离开家乡。刚开始在衡阳市税务局工作，没半年又调文化宫，也许是对所学专业热衷难舍的缘故吧，1950年省文化局筹建戏剧改进委员会时，他作为当时少有的专业人员与高宇叔叔两人欣然受命参与组建。

父亲这一去就是几十年。而母亲调省里去的事情一直进行不顺，根本原因是不予放行，目的只有一个——通过此举，迫使父亲回衡阳。然而，从父亲那方面而言，在省里从事专业创作无疑比在衡阳各方面条件更好，如此一来，父母就成了典型的“牛郎织女”。每年的暑假，母亲有近两个月的时间不用上课，就会带着我姐姐去长沙与父亲团聚（我出生半年就被外婆带去了母亲的家乡柳州），而每年的春节，父亲休探亲假回到衡阳，与家人共同生活一个月，日子就这样年复一年。

时间到了1967年，文革的冲击波及到了父亲他们这些躲在象牙塔中的人们。在经受了无数次的检查和批判以后，父亲与李果仁（花鼓戏《打铜锣》的编剧）、刘回春（曾编创湘剧《生死牌》，供毛主席观摩）他们那个剧目创作组的同事一道，被送到了长沙河西“省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教育。因为父亲创作的“毒草”较多，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后，父亲才获得“解放”，被派往邵阳地区搞工作队。先是在城步苗族自治县白毛坪乡工作，那是一个极为偏僻的小乡村，全乡五个大队，其中三个大队是湖南省安置麻风病人的村落，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大约两年的光景，父亲又被调到刚刚建市的冷水江，在文教局工作，专门负责辅导当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的文艺活动。

我正是在那段时间去了冷水江读书的。说起此事，我至今仍心泛百味。一直以来，我的学业成绩都是非常棒的，然而，因为父亲被打倒的缘故，我在衡阳读初中时遭受到班主任的歧视，虽然我在班上年龄比其他同学小了一两岁，然而，一旦有了什么违纪之事，只要有我在场，挨批的首先是我。当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每天除了白天上课，晚上就是无休止地开会，两个姐姐也“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家中常常只剩我一人。于是，我结交了一大帮社会上的哥们，成日里打架闹事，给母亲添了不少的烦恼，为了加强对我的管束，父亲决定把我带到冷水江去读书。

记得那年过完春节，就开学了，天气依然很冷，阴沉沉的天空飘着雪花，我随父亲一道返回冷水江，那时坐火车赴冷水江要在株洲签证转车，而换乘的时间间隔了八九个小时。到株洲时已经很晚了，本应晚上七点到的车直至晚上十点多才到，此时已无开往冷水江的车次了。我和父亲只得在株洲找旅社住一宿，打算第二天早上再坐开往冷水江的火车。一打听，许多旅社和招待所都客满了，唯有当时看来比较高档的株洲旅社尚有空房，但房价却不低。父亲当时虽说获得了“解放”，但被克扣的工资待遇却仍未落实，每月只发给几十元的生活费，这一点儿钱早在过年时开销完了，只留下我们父子返回冷水江的车旅费和一点零用钱，却不料此刻竟要在株洲住宿一晚。

寒冷的冬夜，只有亮着灯火的旅社才可能给人们带来一丝温暖。于是，父亲掏钱出来，办好手续，我们住进了房间。进房后，父亲放下行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翻衣裤口袋，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只见口袋全部掏空后的床上，拢共不到三角钱，父亲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下去吃碗面吧。”我迟疑片刻，终究抗不住正在成长的身子骨的饥饿感，用一角钱买了一碗“阳春面”（即光头面，什么馅子都没有），这才热乎了身子。回到旅社，看到父亲正深吸着劣质的香烟，房间里满是烟雾。父亲看了看我，轻轻地说了句：“睡吧，明天还要赶车呢。”于是，我钻进被褥，一会儿呼呼地睡着了。不知什么辰光，我被哧哧的声响弄醒了，眼眯忪忪地看着父亲正撕扯着空烟盒，企图从中意外地寻找到一支烟，那种神情令我心里难过极了。直至好一会儿，父亲才打着哈欠，躺倒床上，翻来覆去的，一宿都没睡好。第二天，我一起床就从父亲那拿过剩下的钱，跑到车站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火炬”牌香烟，塞到父亲的手中，我和父亲的眼睛都湿润了。

火车上，我们父子交谈的言语不多，各自想着心事，虽然我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也忘了当时自己在想什么，但我相信有一点我们父子的想法是共同的，那就是，到了前面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