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范文一
中国历代王朝更替，总是有很多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郭老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回顾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也从中再次验证了“民心乃固邦之本”的历史论断。对于《甲申三百年祭》，我觉得有三个人值得祭奠。
一来祭奠崇祯皇帝。
崇祯即明思宗朱由检，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弟。于公元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明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病故后，由于没有子嗣，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崇祯”。1627－1644在位。在位17年，李自成造反军攻破北京后自缢，终年34岁，葬于思陵。
崇祯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他有两件功绩值得提一下：一是铲除魏忠贤，二是收复全辽。在之争上，以勤政爱仁博得了后世的同情，但是还是未能挽救大明。从结果上看，他是个悲剧，因为大明朝的灭亡是王朝多年遗留下来的民心尽失，加上天灾人祸造成的。但从修为上说，崇祯并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比如他在任之初，国家还算比较安定，可是后来他听信谗言，重用亲信，又喜欢形式主义。民心不得，社稷就无法安定，天朝就要换主人，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基本原则。
二来祭奠李自成。
李自成是《甲申三百年祭》书中的主角，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大凡开国奠基者的开国之路都比较坎坷，但是他们有坚韧的毅力、非凡的能力，和自己的部下称兄道弟，用一份感情和感召力凝聚群体，最终取得了天下；而取得天下以后的秉性却几乎是一下子发生大转弯的改变：要么开始杀忠良、树威信，要么开始醉三宫，不理朝政，要么开始征收赋税供己娱乐。
毛主席说：当领导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李自成毁在了第二条上，按郭老的意见，牛金星、刘宗敏为李自成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打下江山后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吴三桂的反戈，导致了大顺朝的顷刻灭亡。那么李自成在用干部上是不是就有很大的责任呢？首先是选人用人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德才兼备，李岩、宋献策这些人不张扬，且容易克制自己，但却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重用。亲小人，远贤臣，所以国家社稷就慢慢（或者快速）走向了灭亡。
李自成的起家，是因为社会的动荡，天灾的横行，他把握住机会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因为自己个性上的缺陷导致了一生辛苦的荒废，令人可惜，但是换在整个封建王朝的角度上看，他又是一个必然：你忠于社会、忠于人民的时候，人民就会相信你，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你；当你背叛人民，或者忤逆民意的时候，人民总会把你赶下台来的。
三来祭奠李岩，中国历代不少忠臣良将，为国家披肝沥胆，死而后已，他们是国家真正的脊梁。但是很多忠良都很难带着荣誉终老以上呢个，一部分甚至都被陷于“莫须有”的罪名后含冤而死，李岩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举家投靠了李自成，还给李自成推荐了牛金星、刘宗敏为他打江山，在李自成社稷危机的时候还回到河南为他召集民众，希望力挽狂澜，可惜的是李自成没给他机会，历史也就没有给李自成重新修改自己命运的机会。
忠臣惨死的现象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中屡见不鲜，给我们的反思就是人治体制下人才的生存无法得到保证。天子代天行使天道，有绝对的权威，但是他们在用人方面却无法保证从一而终的理智：在国家危急、面临内部外界威胁的时候，君主们总会授权于忠良，让他们为国立功、除暴安良；而在太平盛世时，这些国家的栋梁们却甚至不如君主旁边的一个小厮。
忠良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希望。时代发展到如今，人才仍是国家、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何珍惜人才、爱护人才，为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仍是每个国家、企业思考的重要问题。而国家、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形态的发展，如何保持基业长青甚至是持续进步同样是每位成员特别是领导者思考问题的。
用历史的教训来警戒我们，用现实的思考发展我们。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范文二
我这里所说的 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并是不指郭老的一篇文章，而是由郭沫若纪念馆等三家单位合编的《〈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这本书。里面除了《甲申三百年祭》原文外，还增加了毛泽东、江泽民、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相关讲话，以及一些历史学家、政客和文化学者有针对性所写的赞成的、反对的、辩论的史学政论文章。
《甲申三百年祭》一开始写崇祯治理下的明朝。原本一个不应该是亡国之君的皇帝，但却有了亡国之相：兵燹、灾荒、人荒马乱，再加上皇帝在某些方面的无能，终于导致了明王朝的崩溃。
《甲申三百年祭》不但祭奠的是明王朝，更主要的是反思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一个已经触摸到胜利的农民起义，缘何又兵败如山倒？这个才是作者反思的重点。但显然，郭老写李自成是虚，而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写李岩。在他的笔下，李岩是帮助李自成走向成功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提出的口号，使受到挫折的起义军度过了难关；并且在起义军进京后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性。相反，李自成手下的其他几个重要人物：牛金星、刘宗敏的所作所为却导致了农民起义的失败。郭老对李自成所犯的错误，几乎没有提到，对牛刘二人，他说：“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竟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是这两位巨头。”那么到底牛、刘，或者包括李，在甲申年间，尤其是进京之后，到底是犯了什么错误，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的失败呢？郭老认为：“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摉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
正是因为这段话，使毛泽东读出了原论文的新意思。1944年毛泽东致信郭沫若，说到：“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显然，毛泽东是认可了论文中的这一部分实用价值。1949年，当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快要走向胜利的时候，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在他离开西柏坡前又一再表示不能当李自成，于是，后人将《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的失败原因、党的工作的要求等联想在一起考虑就自然而然的了。
于是，在1991年，江泽民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也提到重新《甲申三百年祭》，自然是从毛泽东骄傲自满的论断中又引出了反腐倡廉。“现在有些人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完全违背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离开了共产党员的标准。”2004年，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说：“今年是农历甲申年，提到反腐败，我就想起六十年前毛泽东向全党推荐过一篇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他谆谆告诫全党，不要犯胜利时骄傲起来、生活腐化的错误。”
我不知道党的历届高级领导人是否仔细读过郭老的这篇文章。因为郭老的文章在李自成失败问题上，根本没有将骄傲自满、反腐倡廉作为论证的重点。而且郭老在整个论文中，一直是将李岩作为“祭奠”的主要对象，例如李自成是否有腐败或者骄傲，郭老在文章中也是矢口否认。但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读出了自己的理解需要，而且毫无疑问，后面的领导人是又读懂了毛主席的理解。至于原来这篇史学论文，读与不读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