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茶馆的读后感范文一
向来都是在历史书中了解清末到抗战结束期间中国百姓的生活状态。那对于我来说是模糊的，程式化的：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半封，民族工业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畸形生存，文化是中西结合。这一切都是为了考试而被灌输的，可是我何曾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以及人民的生活有过那么一丁点的了解。说实话读茶馆只是因为它有名，而不是因为喜欢。因为这么一个中国老式戏剧的剧本真的不能够吸引我，相对的我更喜欢莎翁那种语言方式浪漫而犀利的西方戏剧。可是读完茶馆我真的被震撼了，说的夸张的一点它完全改变了我对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剧本作品的看法。虽说之前也读到过例如雷雨这样的好作品，可是只有茶馆给与了我这样的震撼。
王利发有着多数成功生意人的特性：圆滑、精明、自私。另外不得不提的是他的远见即“改良”——卖茶不行开公寓，公寓没了添评书，评书不叫座招女招待。正因为他有不落后的想法老裕泰成了京城的老字号，甚至最后成了京城的独一家。可是即使如此，王利发最后还是失败了，在即将失去生活了一辈子奋斗了一辈子的老裕泰的时候，王利发发出了最后的呐喊：我想尽了办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我可没做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无奈无助痛苦都降临在这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身上。以及伴他喝茶的失败的民资改良爱国者秦仲义和正直却落得老而无人收尸的常四爷身上。他们撒的纸钱不单单是为了自己，更是为那个恶人横行，善无善报的时代散出落幕的挽歌。
读老舍先生的作品都是带着一种敬仰感去读的，生怕自己不够格，被别人说成故作姿态。我不知道找出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那种感觉。可是唯一确定的是在这些作品都有一种熟悉感。仿佛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旁，可是又一种无法启及的高度。书中出现的不同年代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那么真实，像茶馆里的王利发，我这一辈子里的我，都那么真实。说一句比较老生常谈的话就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也许，读老舍先生的作品是你无法在一开始就被深深吸引，可是随着内容的发展，你也就成了主人公，你会随着他或喜或悲，去演绎一个一个酸甜苦辣的人生。
老舍《茶馆》的读后感范文二
一直以来，我都对共和国文学避之不及，老舍的《茶馆》自然也成了“政治的牺牲品”，多少次过其门而刻意不入。若不是于是之等北京人艺的老一辈艺术家出神入化的表演诠释使之成为话剧经典，《茶馆》恐怕早就淹没在共和国文学连篇累牍的文字垃圾中了。我之所以看《茶馆》其实也是冲着北京人艺炉火纯青的表演去的。渐渐入戏之后，才恍然觉得，老舍的剧本虽然写于赞歌大跃进的1956年，系奉命而作，但是那颗体恤下层人民的心，却冲破了政治外壳的包围，就像云雀冲破了寂静黎明的禁锢，婉转而悠扬，直击人心。
《茶馆》里有的对白能引人一笑，但是这笑中更多的是苦笑，是无奈的自嘲。这些发笑的对白，要么出自那些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人无奈之下说出的无奈之话，要么就是那些令人厌恶的角色的溜须拍马。笑过之后，不禁感到一丝悲凉——“人活着总得有条路走啊，可是哪有路可走啊！”愿为国家排忧解难的人们飘零四方，一辈子只想太太平平的老掌柜被逼上吊自杀，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毫无良心的人却有钱有势，不惜让别人用命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打学生的老师追杀爱学生的老师，给官差两个洋钱就能免去杀身之祸，官差指谁就杀谁——“这什么世道啊？”
《茶馆》最后的一部分，三位气数将尽的老人碰在一起，回顾自己的一辈子，让人颇感心酸：心怀浩然正气的常四爷干了一辈子的活却“一事无成”，心怀实业救国理想的秦二爷耗了四十年心血建的工厂“拆了”，安分守己的王掌柜“做了一辈子顺民”，到了让人赶出自己开了50年的茶馆。这就是“爱国”“顺民”的“下场”……“我爱咱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啊？”常四爷在同一地点时隔五十年两出此话，着实让人嗟叹不已……
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这大概是中国人对于革命的一贯态度，几千年来未有改变。但是，越是苟且躲避以求自保，就越是被各色无赖欺压鱼肉，一轮轮地盘剥搜刮，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说到茶馆，多数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北京人艺一帮老艺术家入木三分、形神兼备的表演。但我刚开始看时，还是不大习惯，总觉程式化痕迹太浓，一举一动一板一眼，每一个动作的精心雕琢。后来看众人的评论，才知道这其中透出的老北京人生活的尊严和做人的温良恭俭让，那时的人们就是这样见面作揖，硬骨朗朗，言行举止中千年文化的修养一览无遗。中国戏剧唱念做打凌然不乱的套路原来就是那个礼教中国的生动显现。现在这样的就中国人怕是无处可寻了。
旧时的茶馆是市民们几乎仅有的公共空间，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混杂其中，上层人物与平民百姓一桌喝茶聊天，倒恍然间让人忘记了阶级差别的存在。但是再仔细琢磨茶馆中活跃的都是些什么人，就能看出平头百姓是坐不起茶馆的，在茶馆里悠闲品茗，提笼架鸟的几乎都是吃份额的旗人，前清遗老；吃洋人软饭的买办和“谁有钱就为谁卖命、充当打手”的地痞流氓；专心向佛不问政事的参议员……至于底层人民，这里则是他们卖命、乞讨的伤心之地。
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西方大革命时期的咖啡馆。但是二者的意义却更好相反。本雅明说，巴黎的咖啡馆里经常挤进一些付不起80法郎高价订阅报纸的人，围在一起抢读一张报纸，议论国事，密谋革命。西人后来把这造反的发源地（包括小酒馆和街垒）冠上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公共领域”。但是《茶馆》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贴了几十年的“莫谈国事”，也没听说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是几个爱耍嘴皮子的茶客硬给喝下台的。重农抑商，皇权浩荡的封建社会中诞生不了法国那样的穿着灯芯裤的中产阶级，《茶馆》中实业救国的那位民族资本家最后落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境地。中国的“公共领域”只是言论无路的上层精英们过过嘴瘾、发发牢骚的地方罢了，不是民主的酝酿所，而是民意的疏散地。后来北京的茶馆渐渐式微了，成都等地的茶馆依然花开遍地，不过依然是“莫谈国事”。至于传说中的“中产阶级”，咖啡馆可是彰显高雅品位，为权钱交易去臭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