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读后感范文一
今天我看的书是《巴金散文集》，我最喜欢的是《繁星》中的一段话：“我们默默的望着繁星，一面轻轻地响着脚步，反仿佛两个人都屏了呼吸，在倾听醒醒的私语，这个时侯仿佛就是中国，我不觉自语似的说。”这里是作者在外国的时候看见可满天的繁星想起了自己的祖国。这说明作者十分怀念自己的祖国，想念自己的亲人，不知道祖国怎么样了。这使我想起了一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饱含了作者深切的思想之情。还有的就是一篇《海上升明月》，我最喜欢的一段话是：“四周都寂静了。太阳也收歛了它最后的光芒。炎热的空气中开始有了凉意。微风掠过了万顷烟波。”这是作者对大好河山的一种赞美，作者在经历风霜解放之后，游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写下了许多篇韵味深长的文章，可见作者对祖国的热爱。
巴金读后感范文二
有人说巴金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文坛觉醒最早的人，又是最善于总结和反省极深刻的人。他晚年的《随想录》很多居于这一类。经历了“文革”的劫难，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提到“造反派”，他从生理上感到厌恶，一听到样板戏，他就会全身颤抖；同时他又非常严格地解剖自己。
《小狗包弟》表达了一位经历劫难的老人对自己的解剖。他的心地敞亮，毫无遮拦；又不仅仅是反省，还有严厉地抨击，说他抨击、揭露，却没有任何评述，只有两对活生生的动物形象，但又令人看了似声声钢鞭落在身上，震撼人心。
《小狗包弟》讲两只小狗的命运，都是“文革”中的真实故事。在一个城里，一位艺术家养着一只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得很好。“文革”时，城里发生前所未有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跑到别处躲起来；后来又被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反革命。批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脚交加，头破血流，把一条腿打断。批斗结束，他走不动，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口里不断发出微弱的呻吟。认识他的人见到他这种状况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奔出来，非常欢快地朝他跑去，亲热地叫着，到处闻闻舔舔，用脚爪在他身上抚摸。专政队赶它、吓它，用脚踢，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朋友身边。后来专政队用大木棒打断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惨叫，痛苦地拖着一条残腿走开；地上留下血迹……艺术家被关了几年后，放出来，他第一件事就是买一点肉，去看望他的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回来后，什么也不吃，哀叫三天后死了。
这里涉及两种动物两种生命──人和狗。两种动物有区别，人都说人是高等动物，狗当然不如人。生物学上是这么说的；但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在某种精神世界里和个别问题上，却还有别样。人看到认识的人落难，避免连累，绕开走，在那时是常事，不曾有什么责难。但狗不一样，它不谙世事、不懂“人情世故”，更不懂“阶级斗争”；它没有乌纱帽，没有组织关系；它只有一颗纯洁赤诚的爱心；于是“不知好歹”地、“奋不顾身”地直奔朋友身边……
这是巴老写的别人的故事。巴老家里也养着一只狗；这只狗最初是位外国人所养，叫“斯包弟”，辗转来到巴老处后叫“包弟”。它和巴老一家处得很好。它很聪明，陌生人来，他就会叫几声，唤住它以后，随即安静。门外行人走过它也会叫几声。客人来时，它会跑到客厅里向客人站立作揖，讨些吃的，很惹人爱。也许正是它这些特点，招来了悲惨的厄运。１９６６年８月，红卫兵上街四处扫四旧。晚上，附近的小孩常来打门，叫嚷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叫，巴老就胆战心惊，生怕会把扫四旧的红卫兵引来。家人劝他把包弟送走，免得惹麻烦。他请大妹妹收留，可那时谁愿意接受。后来说送医院，由科研人员作研究实验，他又不愿意。以前他出门回来，包弟就向他作揖，讨吃的；现在见它，他就暗暗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隔壁住着一位工商业者，红卫兵到他家扫四旧。隔壁的动静，他都听得清楚，透过篱笆也看得见。他毕生第一次看人抄家；拿东西出出进进，大声叱骂，坛坛罐罐摔得叮咣响，实在可怕。十多天，他睡不着觉。一天和夫人商量如何处理包弟，决定还是送医院。包弟送走了，他外出回家，再也听不到包弟的叫声，也看不到它来作揖，好像清静，少了一层担忧。可是到晚上，他睡不着觉了，心情不但没有轻松，反而背上沉重的包袱。他面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给他作揖的包弟，而是躺在桌上剖开肚皮的包弟，连他自己也受了解剖似的。不能保护一只小狗，他感到羞耻。为了保全自己，把包弟送上解剖桌，他瞧不起自己。他就这样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一方面想保存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堕入地狱。觉得自己变成了包弟，躺在解剖桌上，却幸还没有死。
读了这段文字，我陷入了深深的冥想。那时，每个人都在设法找到一个“安全岛”。没有了生命，没有了健康，没有了自由，还谈什么，为了自己的安全，顾不上别人；有的甚至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性”，不惜牺牲自己的同志。何况是只小狗，即便是胞弟又如何？那时养狗肯定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追查起包弟的来历，涉及外国人，说不定又有“里通外国”之嫌，更说不清……但巴老却由这个事件感到严厉自责。说明他对自己要求极严格，他追求心灵的圣洁，最高尚的境界。当然，这也同时影射和批判世俗那种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牺牲他人的卑劣行径。他在“文革”后，即刻看透了并抓住这种社会普遍性的、即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心理，并严厉鞭挞，虽然他在文章里并没有明显指责别人，但明白人都看得清楚，他批判的不仅仅是他自己。